热点 | 中国摇滚乐还是配得上一档综艺的

精选好文 2019-6-5 00:00   阅读数: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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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作者:熊韧凯)




《乐队的夏天》里,资历最老的乐队是 1989 年成立的面孔。面孔唱完的互动环节,嘉宾都开启了追念往昔模式,张亚东提到自己当年刚到北京时,就常和面孔在一起玩音乐。


那时张亚东在大同市歌舞团待不住,觉得凭自己三天学会五线谱看别人打鼓两分钟就能复制鼓点的本事,去北京一样能出人头地。1992 年他找同事借了一圈钱当路费,辞职走了。


一开始他在歌舞团的领导还担心这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能不能适应北京的音乐圈子,等到张亚东过年回大同,领导看到他穿的牛仔裤像摇滚明星一样,膝盖处开了线,就知道他“站住脚,和北京的那拨人混到一块儿去了。”


那个时代被后来的摇滚乐迷称作“黄金时代”,当然那拨人大多数都没有挣到黄金。当二三十年后,在《乐队的夏天》舞台上,衣冠楚楚儒雅随和的张亚东老师,和穿着长袖遮起两条大花臂的面孔贝斯手欧洋一起回忆往事时,我们也不知道谁和谁是混在一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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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马世芳在台湾看到 94 红磡《摇滚中国乐势力》的录像带,被海峡另一边年轻摇滚音乐人的壮志豪情感染到不行。1996 年他第一次来大陆,找到在北京做唱片的台湾人贾敏恕,后者给他留了张楚的联系方式,还介绍他去一家外资饭店看面孔的演出。


后来在《耳朵借我》里,马世芳回忆,贾敏恕特别叮嘱他碰上面孔乐队不要说自己是台湾人,因为“他们和唱片公司有一些矛盾”。而采访张楚时,二人竟陷入无话可聊的境地,直到马世芳跟着张楚吃了一顿红焖羊肉,这两个年龄相仿、同样文艺的年轻人才热络起来。


尽管在台湾唱片工业的助力下,当时的大陆摇滚蓬勃发展了好一阵,但其实京城野蛮生长出的滚客们,是不适应这一套运作方式的。


早在录《垃圾场》时,就闹出过何勇因不满大地唱片给他指派的制作人,拿着两把斧头与老板刘卓辉谈判的事。刘卓辉后来把唱片转给魔岩,魔岩找来梁和平和王迪做制作人,何勇才算满意。


而马世芳在北京那阵子,面孔乐队和台湾制作人方无形因为新专辑《火的本能》产生了矛盾。方无形对乐队说唱片卖了不到二十万张,只能给乐队保底版税 30 万块钱;乐队却坚持不止这个数。


面孔声称要找方无形麻烦,一开始方无形还没当回事,直到一天晚上他开车,发现有另一辆车跟着他。当时北京车还很少,方无形吓得在三环上逆行逃跑,希望能被警察发现,结果车跑到没油了都没碰上警察。乐队成员这才从后面一辆车上下来,叫住方无形,去他家要了些值钱的东西。


后来《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做专题,跑去向面孔的欧洋求证这事,欧洋大方承认这是真的,觉得方无形是个不够诚恳的音乐商人,但“这事听起来很严重,其实也没什么,后来我还和小方合作过”。


这些在当事人视角下无足轻重的小故事,在后来二三十年的发酵和追忆中,逐渐被传奇化。这种独特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既是摇滚乐手们的自身选择,又是外界对他们的标签化印象。二者互相强化,这才造就了我们记忆中摇滚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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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这一年,张楚在录自己的第三张专辑,并纠结于“什么可以成为一张专辑”和“为什么一定要凑齐十首歌”。那张专辑的录音师是 94 红磡的音响师金少刚,当时他在录音棚里修已经录好的器乐后期,张楚看看金少刚说好,我出去写歌词。


到了饭点,另一位工作人员牛佳伟去院子里找张楚,发现张楚正蹲在树上写歌词。等录唱的时候,张楚拿出了歌词。牛佳伟和金少刚一看,“这是诗歌,非常有激情的诗歌,抑扬顿挫,你能看到这个人他的呼吸,他的所有东西,血往哪流都非常清楚——录录录!赶紧录!”


这张取名《造飞机的工厂》的专辑 1997 年发行,因“太过晦涩”销量平平。张楚此后 17 年都再无新作发表。接受叶三采访时,他说当时的他身为摇滚弄潮儿,却觉得焦虑,觉得自己不是自己:


“大家都把摇滚乐当做一种精神,或者一种批判,但是很多东西是被外在的媒体现象去灌输的,摇滚乐应该伟大,应该占领主流,应该坚持自我……都是这样的推导。而社会它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的,我们没办法跟主流意识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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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的中国摇滚乐确实起到了给全国年轻人赋能的作用,但更多时候则是符号化的存在,其背后也有不少泡沫和虚假繁荣。比如当时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是:“北京有二十多个乐手,他们组成了三十多个乐队。”


而货真价实留下的,是对一代年轻人的摇滚启迪。


高虎在《乐队的夏天》里提到了面孔对自己的影响。二十多年前,高虎在磁带里听到了面孔和唐朝,去深圳闯荡一圈后还是放不下摇滚梦,找家里借了一笔 8000 块钱的巨款,跑去北京上了迷笛音乐学校,租住在 150 块钱一个月的树村平房,还差点因煤气中毒死在屋里。


在类似的艰苦条件下,树村走出了舌头、木马,还有高虎担任主唱的痛仰,同时也让“穷”“挣扎”成了摇滚乐在新世纪被贴上的新标签。


那时香港人拿树村的故事拍了部电影,叫《北京乐与路》,舒淇、耿乐、吴彦祖演的。导演来选角儿,选了很多乐队,也叫了新裤子,结果一看这乐队太欢乐,就没选了。在导演看来,不够苦的乐队,代表不了大陆摇滚。


2006 年痛仰出了第二张专辑《不》,还来了次全国巡演,反响惨淡。郁郁寡欢的高虎在 2007 年去了一趟西藏,回到北京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足不出户。


第二年,痛仰发布了《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专辑封面从之前一张的拔剑自刎的哪吒,变成了双手合十的哪吒。从此痛仰的音乐开始变得平和,随之而来的则是“重型音乐的叛徒,摇滚乐的逆子”的骂名。


直到兵马司成立,用更国际化、更城市中产的态度给摇滚圈注新血,以摩登天空的草莓音乐节为代表的大型线下演出逐渐火热,这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悖论才渐渐瓦解。新裤子在工体开了演唱会;痛仰也在 2015 年骄傲宣布,自己成了大陆身价最贵的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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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民谣、嘻哈借助音乐综艺快速上位的故事,打破了摇滚老炮儿们“摇滚会越办越好”的幻想。


毕竟时代不同了,音乐本身已经逐渐完成了从文化艺术向消费品的转变,听众听音乐、看现场的目的变得不同,在心中激发的东西也已不同;而年轻的创作者,也很难与前辈的精神世界产生共振。


更 tricky 的一点在于,帮助这些摇滚人吃上饭的音乐节市场的火爆,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前段时间网上有篇文章,写的是一帮北京本土年轻人不务正业,天天晚上在酒吧喝酒看演出的生活。作者本意大概是要呈现一种“垮掉”的生活方式,让读者思考这是勇敢的反叛还是无能的逃避。


但谁他妈在乎啊。文章底下点赞最多的评论是:“家里在北京有房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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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们团队的老月亮去 School 酒吧看演出,在二楼遇上了王迪。两人聊起即将开播的《乐队的夏天》,老月亮说她认为这是一个让更多人认识摇滚和乐队的好机会,结果被王迪一句话就噎住了:


“为什么要让更多的人认识你?”


如果这话是别人说,我们大可以拿“秀什么小众优越感”的论调批驳一番。但 1963 年生的王迪大哥八十年代就和丁武、崔健在一起做音乐,九十年代给何勇、艾静当过制作人。见证过摇滚乐在中国从无到有又几度起伏的他,似乎比别人更有资本说这种话。


今年格莱美时,Drake 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我们从事的是基于表达的行业,而不是像 NBA 那样的竞技行业。只要你认真做音乐,有一班愿意付出真金白银和时间精力来消费你音乐的听众,你就已经赢了,并不需要这个奖杯来告诉你。”


而在线下演出市场越来越火爆的今天,行业内的头部音乐人不必再为生存发愁,普通从业者的境遇也不可能靠一档节目就得到改善。自然会有人担心,《乐队的夏天》这种大众娱乐化的音乐综艺可能冲击、破坏原来的业态。


但事实上,中国摇滚乐面临的困境远不止是小众文化与大众语境之间的割裂。即使在摇滚乐内部,我们也能看到很强的割裂感。


这种割裂有代际上的——尽管摇滚乐在中国发展超过三十年,但年轻音乐人的音乐养分很少来自同行前辈,而更习惯于直接定位到西方某个特定时空下的某种类型音乐,进行创作。


有地域上的——在摇滚乐经历过八九十年代的高潮,渐渐转入地下后,摇滚乐对城市、场景(演出场所)的依赖性突显。于是割地为王、各自为政的状况出现,在外人看来,做乐队玩摇滚似乎是一种壁垒高筑的圈子文化。


更有认知上的——当你问别人什么是中国摇滚时,有人断言崔健和魔岩三杰的时代过后再无摇滚,有人说出汪峰的名字,有人举起痛仰的哪吒大旗;有人觉得危险、叛逆,有人觉得时尚、前卫,有人觉得比起国外不过是土法炼钢。


中国“有”摇滚乐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在这些割裂之下,一个统一的,能被认知到作为类型的“中国摇滚”却显得模糊。


考虑到这种状况,《乐队的夏天》还是拥有存在的意义,我们也就有底气回答王迪大哥的问题。一档网络综艺或许很难改变中国摇滚乐的现状,让更多人知道或许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但起码在一个更开放、更大众的平台上让不同代际不同风格的乐队同台竞演,能给分裂的摇滚乐“祛祛魅”,让从业者和观众用更广视角,对“中国摇滚”是个什么样有个定位。


所以中国摇滚乐还是“配得上”一档综艺的,尽管马东会问出“31 个乐队在一起竟然还没打起来”这样刻板印象的问题,但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更开放的交流和传承关系。


节目录音师金少刚是 94 红磡的音响师,面孔乐队的欧洋在那场演唱会里给何勇弹贝斯。他们在节目里遇上时,金少刚对面孔说的是:“那股劲还在啊,兄弟们。”盘尼西林的主唱小乐则是个从 School 酒吧走出来的 90 后,之前从未见过这位传奇音响师,现如今在节目里碰上,也放下了混不吝的劲毕恭毕敬起来:“老前辈……知道您。”


而在北京唱英伦的小乐也会欣赏在台湾玩六十年代复古音乐的皇后皮箱,五度入围金曲奖最佳乐团的旺福也会期待广西的“票房代表”旅行团。更不要提面孔最终得票不理想时,刺猬的子健直接来了句粗口,往后一摊:“投什么呢,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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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团结在一支练习生乐队出现在舞台上时表现得尤甚,台下乐队纷纷说着“这不行啊”“全是假弹有意思吗”。虽然上了米未的综艺,他们还是很清楚,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共同敌人是谁。



  编辑:小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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